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，同性恋行为都是普遍存在的，而且曾经一度蔚然成风。
在许多未开化与半开化的民族中，同性恋是一个彰明较著的现象，它在当地的文化中，甚至占据着优越的地位，同性恋者因其同性恋行为而受到人民的尊敬和仰慕。
在4000多年年以前，古埃及人把男性之间的性爱行为看做神台的事情，在古埃及的后宫，每个女人都有一个亲密的同性朋友。古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况。
古代非洲北部的迦泰基人、希腊人的一部分祖先杜仑人、古代黑海以北的西先人，以及后来的北欧的诺曼人的历史中，也都有关于同性恋的记载。
根据记载，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，也有大量同性恋现象存在，并有许多男妓专门为同性恋者服务。在巴比伦的神庙，男妓聚集在特殊的妓院中，由教会实行监督，由主教负责管理。
在一些国家，由于女性与世隔绝，不易接近，又不受教育，在社会中没有地位，因而促发了男性中的同性恋现象。有些国家还有成年人喜爱青春期幼童的风习，认为他们长得像美丽的女孩。
拉丁美洲三大文明之一的玛雅文明，记载了青春期的同性恋现象，据说属于喜爱同性恋甚于喜欢异性恋的文明。玛雅的男孩在结婚之前，父母通常回给他安排一个男性玩伴（男奴），以满足他的需求。玛雅日还认为，成人之间的同性恋是天性使然，难以改变的，因而对同性恋采取了宽容的态度。
同性恋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是古希腊文明中的情形。在古希腊，成年男子常常同已经度过青春期但尚未进入成熟期的少年发生热恋，尤其喜爱12岁到16岁之间的少年。在公元前6世纪到4世纪这200年间，希腊人把同性恋视为“高等教育”的一个分支，当一个少年接受完传统的基本教育之后，即被置于一个年长者的羽翼之下，这成人被称为“爱者（lover）”；少年被称为“被爱者（beloved）”。这个成年人通常30出头，负责少年的道德和心智发展教育，以仁慈、理解、温暖及纯粹的爱对待少年，唯一目的是为了培养这少年道德上的完美。在战争中，他们并肩战斗，如果少年犯错，这成人要替少年受罚。少年长大成人后，或者结婚，或者成为另一个少年的保护人，即“爱者”。在战场上，“同性之爱”也获得了赞赏。在不少战役中，斯巴达的军队就因为士兵们这种“同性之爱”而赢得了战争。柏拉图对此曾作过如下评论：“一小群彼此相爱的士兵，并肩作战，可以击溃一支庞大的军队。每个士兵都不愿被他的‘爱人’看到自己脱离队伍或丢下武器，他们宁可战死也不愿受此耻辱……在这种情况下，最差劲的懦夫受到爱神的鼓舞，也会表现出男人天赋的勇敢。”著名的底比斯圣军，就是全部由一对对彼此相爱的士兵组成，转战33年，立下辉煌战绩，最后才被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所击溃。在最后一次战役中，300名圣军全部光荣战死或受到致命的创伤（纳希尔，第41-44页）。
雅典也盛行同性恋爱。史载雅典政治家阿西比亚德将军就是一个这样的传奇人物。他十七八岁时，成为当时雅典城内个子最高、长相最英俊的青年。无论他走到哪里，都有一大群男人追随。这些男人把他当做美丽的少女一样与他调情，向他求爱。他扮演荡妇的角色十分在行——奚落他的倾慕者，或与他们调情，把他们弄得十分尴尬。如果他心情好或是有利可图，他有时也给这些同性恋追随者一点点恩惠。于是他成为雅典青年心目中的偶像（亨特，第19-20页）。
总之，希腊人认为男性是近乎完美的造物，因而是更加理想的爱情对象。对于那些有文化修养、兴趣高雅的男人来说尤其如此，因为他们将精神上的投契作为爱情追求的一部分。尚未成熟的英俊少年比异性情侣更能燃起他们炽烈的感情之火，他们有着姑娘式的腼腆、精力旺盛、朝气蓬勃，男子汉的气质正处于含苞待放之时。这种爱远远超出了纯生理的范畴，成为一种高雅的、具有美学意义的情趣。柏拉图甚至认为，“神圣之爱”只存在于男人之间，只有男子之间的爱情才是情感的真正贵族与骑士形式。在他的著作节选中，是这样赞扬男子之间的爱情的：“通过对男孩子的夜晚之爱，一个男子在起床之时开始看到美的真谛。”（转引自拉里亚。第128页）。
此外，古希腊还允许同性恋男妓的存在，尤其在雅典更是如此，外国人可以长期包租男妓。尽管少年卷入卖淫父母要受惩罚，但真正被送上法庭的人极为少见。在公元6世纪时，罗马人也常为漂亮少年付钱。当时自由人中有一种习俗，即为少爷配备一个同龄的奴隶少年，以满足他最初的性欲望。
当时，女同性恋的风气亦很盛行，有些女同性恋者打扮成男性的模样，参加打仗和狩猎活动，同另一个女人结婚，二人像夫妻一样相处。据说女诗人萨福在莱兹波斯岛上建立了一个女子学校。她的诗名极盛，被誉为“第十缪斯”。她虽有丈夫子女，却一个接一个地爱上了她的学生，最后因遭到一位女恋人的拒绝蹈海而死。另外，据说女同性恋的风气在罗马时代比古希腊时更为盛行。
在18世纪的法国，路易十四时代，女性在一切方面占据突出地位。或许是出于对这一状况的反感，社会上层形成了一个同性恋团体，这个团体的人不同女性发生任何关系。它的成员中许多是贵族，连王子也卷入其中，此事最后惊动了路易十四，使得他不得不亲自过问此事。
在英国，著名的王尔德案曾引起轩然大波。王尔德因同性恋倾向被判处两年徒刑，在1900年他逝世之后，他的书籍和剧作被禁，致使出版界和文艺界噤若寒蝉。在当时严厉的气氛中，连蔼理士的科学著作也遭到查禁。
带有商业色彩的同性恋是19世纪卖淫现象的一个主要特征，特别是在英法两国。法国的男娼起步较早，在放弃了火烧女巫的陋俗之后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改为火烧同性恋者。但是到了1725年，人们的观念已改变了很多。拿破仑法典对同性恋的惩罚措施作了相当程度的放宽。到1806年，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即使不是司空见惯，至少已受的容忍。当时巴黎有数百名男妓，其中最有名气的一位叫安德烈，其夜度资高达1800法郎，而当时一名技术工人的日薪仅有2至4法郎。（唐纳希尔，第224-225页）。
20世纪初，德皇威廉二世时，德国同性恋人数很多，根据赫兹菲尔德的说法，当时柏林有2万名男妓（一说是6千人，一说是2千人），因此法国人称同性恋为“德国病”。尽管德国当时关于同性恋的立法十分严厉，但只在涉及诱惑少年和引起公众舆论注意时才适用，而且只对无名百姓才适用。当时，民众中关于军队、行政、外交部门的高级官员中有同性恋者的传言愈演愈烈。柏林一家刊物甚至宣称，在最高层有个同性恋集团，形成了第二政府，蒙蔽皇帝。于是，揭露这一集团就成为一种爱国行为了。出版商哈顿发表了攻击同性恋的文章，引起全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围攻。有人证明王子也卷入了同性恋阴谋集团，因此导致王子引退，朝野议论多年。
在封建时代的日本，常常有和尚与漂亮少年同居的事情发生，每个武士都带着个少年，经常发生为争夺少年而引起的决斗。直到19世纪中叶，日本还有提供男妓的茶室。
在关于同性恋现象的调查中，除了对单个国家和社会的研究之外，还有大量综合的研究。福特和毕奇研究人类学文献，发现在76个原始部落中，有49个部落把同性恋视为正常行为，在20世纪的世界上，有三分之二的社会似乎默认了同性恋活动，事实上，可能找不到完全没有同性恋现象的社会。
北非的斯旺人中普遍有男同性恋行为，显要的斯旺男子相互借用对方的儿子，公开谈论他们之间的男性性爱，就象讨论与女性的性爱一样毫无忌讳。已婚和未婚男子都被习俗要求进行同性恋活动。如果一个斯旺人不同其他男子发生性行为，就会被视为怪人。
在美国西北部的一些原始部落，例如卡迪克部落中，人们把儿子当女儿养，让他们穿女孩服装，做女孩的事情，并只同女孩游戏。到了10至15岁时，就令其同有钱的男人结婚。
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一些部落中，常有一些男子做其他成年男子的妾。
在夏威夷岛国的一些人种中，同性恋现象也很普遍。
在爱斯基摩人中有些女性拒绝同男性结婚，自己却表现出男性的行为作风。
在澳大利亚西部的肯伯雷地区，男子成年后如果找不到女人，就同“少年妻子”一起生活。在澳大利亚南部，没有妻子的老人往往有一两个少年陪着的日子，老人忌妒地监视着他们，用他们做鸡奸的对象。
在我国4千年的历史中，正史和野史中都有关于同性恋现象的大量记载。同性恋在我国最早出现于何时？传说是始于黄帝。清代学者纪昀（即纪晓岚）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说：“杂说称娈童始黄帝。”（卷12）但是根据潘光旦先生的考据，认为这一记载不尽可靠，因为就连黄帝本人是否确有其人还在探讨之中。
另据考证，我国远在商代就有“比顽童”、“美男破老”之类的说法，更有脍炙人口的“余桃”（春秋）、“断袖”（西汉末）、龙阳君（战国）、安陵君（战国）等历史人物的故事的记载。史载龙阳君为魏王“拂枕席”；弥子瑕与卫灵公“分桃而食”；汉哀帝与董贤共寝，董贤压住了哀帝的衣袖，帝不忍惊醒他，乃“断袖而起”。后人于是以“龙阳”、“余桃”、“断袖”等语暗指同性恋现象。
潘光旦先生遍查史书，考出“前汉一代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个把同性恋对象”这一事实。汉文帝宠幸邓通，赐他开采铜山自铸钱币的权力，邓通因此而富比王侯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因“色”获益最多的男人。
汉时宫人中还有女同性恋现象，她们乔装打扮，配为夫妻，同寝同食。当时陈皇后无子，敏宫人打扮成皇帝的模样，同她并寝，武帝得知此事后，大怒废后，责其为“女而男淫”。
在汉以前，“狎昵娈童”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，但到了魏晋南北朝，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，并且公然形诸歌咏。“晋代和六朝是一个十分讲究品性的时代……各种品性之中，记载得最多的是姿容，是容仪，男子而亦讲究姿容，中外的历史里似乎只有两个时代，在西洋是希腊，在中国就是两晋南北朝了。”（蔼理士，潘注，第531页）男子讲究姿容正是男子同性恋盛行的佐证。两晋六朝之后，正史不再记载有关同性恋的事情。
唐朝与五代，男色之风渐衰，但到宋朝又兴盛起来。男子公然为娼，聚集成风月作坊，招揽生意。到了宋徽宗时，不得不立法告捕：“男为娼，杖一百，告者赏钱50贯”，可见当时男娼的鼎盛。
元代男色之风又衰，到明代又复盛，上有“宠狎年少俊秀小内臣”的正德皇帝，中有“昼非金（指一名叫金凤的男伶）不食，夜非金不寝”的严世藩（奸相严嵩之子），下有“溺于男宠、不问妍媸老少”的儒生。
清代继明代男色极盛之后，情势并不见逊色。明清两代法律皆禁止官吏狎女娼，这可能是不得不寻找“替代性出路”的原因之一。当时士大夫所狎男色，多半是梨园中的戏子，而一般人则到“相公堂子”中寻欢，相公堂子即男娼馆，其设备于妓院几乎一样。（唐纳希尔。第105-106）
清代盛行“私寓”制度，官吏富商畜养相公成风。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，称“男风”，小孩被称为“相公”、“象姑”。据潘光旦先生考证，“相公”的称呼原先只适用于男伶而演旦角的人，后来则成为男伶而同时是同性恋的对象的人的一种称呼。再后来，好事者认为“相公”之名不雅，又改为“象姑”，读音相近，而义则更切。
到清末民初，伶人如田际云（想九霄）辈始出而倡议废止所谓“私寓”的制度。潘光旦先生指出，在男女不许合演的时候，男的必须当旦角，女的必须当生角，因此。伶人的职业成为同性恋者和易装癖者最好的一个出路。中国历史上不少小说中都有对同性恋现象的描写，如《红楼梦》、《金瓶梅》等，更有《品花宝鉴》一书 ，完全是以描写梨园界 同性恋为主题的。
近代我国称同性恋风气为“男风”，又称“南风”，闽广两越尤甚。男同性恋者互称契哥契弟，女同性恋者则结拜金兰。据张心泰《粤游小志》云：“广州女子多以拜盟结姊妹，名为金兰会。女出嫁后，归宁恒不返夫家。至有未成夫妻礼，必俟同盟姊妹嫁毕，然后返夫家。若促之过甚，则众姊妹相约自禁。”又云：“近十余年，风气又复一变，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。且二女同居，必有一女，严若藁砧者。然此风起自顺底村落，后传染至番愚、沙茭一带，效之更甚，即省会中亦不能免。又谓之拜相知，凡妇女订交后，情好绸缪，逾于琴瑟，竟可终身不嫁。”
（摘自李银河、王小波所著《他们的世界》）
[0回]
PR
